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当前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情绪积累，容易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不信任感，甚至出现了‘公有制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劳动不再光荣’等认识偏差，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从战略高度整合社会认识分歧。”

“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杨宜勇说，当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综合运用三个条件：一是3.5万多亿元的中央财政收入能够解决大量的民生问题，有了共享的财富基础；二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强烈意愿和社会共识，可转化为推动改革的势能；三是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我所用，即别人“吃一堑”、我国“长多智”。

现状：

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中国基尼系数超“警戒线”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带来经济社会风险

一、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

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

三、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

四、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
问题：

劳动报酬比重连降凸显分配改革之艰

近二十多年来劳动报酬所占GDP比重却呈逐年下降趋势，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唯有一种解释，也就是说，收入分配改革和填补收入分配日益拉大的社会鸿沟，是一场艰巨的社会攻坚战，并非一蹴而就。

大量灰色收入脱离所得税调节范围

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曾提出“规范灰色收入”的词句，但最终在讨论后予以删除了。

虽然“灰色收入”问题没能最终写入正式的政府工作报告，但许多人认为，其出现就意味着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并下决心要“碰这个问题了”。因为，要解决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首先要摸清“家底”，而家底难摸清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规模庞大的“灰色收入”的存在。

税收监管“逆调节”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在引发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诟病的几大因素中，理应成为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杠杆被认为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拉大了贫富差距。《经济参考报》记者进一步的调查表明，由于目前的税收监管在富贵阶层面前存在一定的“盲区”，由此造成了贫富阶层实际税负不公。

网民：税收“逆调节”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良策：

改善收入分配,功夫应在收入分配外

不少论者已经指出,垄断、土地、资源、资本、户籍、身份、腐败等因素在收入分配中的负面作用日益明显,他们才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真正推手,是阻碍缩小贫富差距的绊脚石,也是收入分配改革绕不开的坎。

……

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而缩小贫富差距,改革收入分配格局,必须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来实现,特别期待在户籍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反腐倡廉等方面立即采取行动,迈出更坚实有力的步伐,有所作为。

如何勾画“共富”路线图：首先依赖政府改革

关于共同富裕的推进，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垄断权力带来的贫富差距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这个问题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风险。上述提出的各项措施，依赖于一些基本的机制，比如一再被提到的财产申报制度，只有有了财产申报，税收的问题才能解决。我们现阶段已经具备这样的技术手段等各种条件，关键的问题就是政府有没有足够的决心和魄力。

收入分配要怎么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势在必行。但是，改革要首先从限制权力做起，从掌握众多公共资源的垄断行业改起，必然触动强大的既得利益者乃至利益集团的利益，阻力可想而知，也考验着政府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心和执行力。

收入分配改革何以先动垄断行业

一项牵涉广、难度大、持续时间长的系统工程，必然要分阶段、分步骤进行，大到通盘战略性规划，小到切入点问题，都有讲究。国家发改委之所以选垄断行业作为收入分配改革这项系统工程的切入点，进行庖丁解牛，一是因为它是公众眼中的焦点，二是因为它也是收入分配改革这项系统工程的主要矛盾。

收入分配改革绕不开降低行政成本

收入分配改革，绕不过降低行政成本，实现政府让利于民这一现实命题。缩小国民收入差距，政府不仅是调停者，还是直接的利益相关人。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必要手段: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

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根本因素，消费需求不足归根到底是由于劳动报酬占比偏低。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1997年到2007年的10年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提高职工工资，有利于改善民生、提振信心，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此外，通过各地差异化的最低工资引导，还有利于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后劲。